专访吴介民：“以商业模式做统战”是中国对外施展影响力的共通策略

长期研究中国影响力、并在2009年首度提出“中国因素”概念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最近出版一本编辑新书《锐实力制造机》，论述中国对外施展影响力具有“以商业模式做统战”的策略共通性，意即以海外华侨社群作为切入点，建立起第一层在地协力网络，组织亲中势力并给予经济利益，进而运用政治代理人去影响当地政府决策。 他表示，台湾虽然对“中国因素”已产生一定程度的抵抗力，但中国影响力也会“再进化”，台湾与世界民主国家必需做出万全准备以正面对抗中共的渗透。 美国智库国家民主基金会在2017年底提出了“锐实力”的概念，一时成为分析中俄等国影响力操作的主流。相对于军事上的“硬实力”和文化层面的“软实力”，“锐实力”指的是针对特定国家发动分化、渗透，以利刃般的手法达到在境外压制言论、扩张势力，以及操控意识形态等目的。 吴介民表示，事实上，台湾和香港早在“锐实力”一词出现之前，就已经深受中国渗透与侵扰，不同的是，台港和世界其他国家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就是中国对其他国家并不宣称拥有主权，即使南海主权争议的本质也和中国对台宣称拥有主权不同，所以中国对台港地区的影响力操作更是肆无忌惮。然而，中国对外施展影响力的操作方式却具有共通性，吴介民将之界定为“以商业模式做统战”的策略。 三种模式五个领域 他表示，该策略的实施包括三种操作模式，意即外部强制、内部渗透与侵蚀边界，以及五个议题领域（选举、媒体、观光旅游、宗教和影视娱乐业）的控制机制。台湾与香港就像是“矿坑里的金丝雀”（侦测危险气体，具有早期预警的意味），向世界预警着中国各种干涉的剧码，台港个案既可供给世界作为借鉴，也可帮助世界解析中国影响力在全球的运作。 吴介民以台湾为例指出，所谓外部强制力包括军事恫吓、外交阻挠，或是象征主权作战，目的都是要否认台湾的国家条件。前段时间，北京要求跨国企业，从旅馆、时尚品牌到航空公司等都要更改其网站上提及台湾的方式，要求它们在国家选单中不能列入台湾，几乎所有的公司都照办了，这说明最新一轮以施压私有企业作为象征主权作战的武器非常有效。而这类型的控制通常需要第三方合作，许多人出于利害盘算选择了对中国叩头。 吴介民说，中国第二种操作模式是内部渗透，通过跨海峡政商网络在台湾扶植中共的协力者，再透过在地镶嵌的协力代理人来达成其政治目标。此时，“以商业模式做统战”仍是主轴，政治人物、巨商富贾甚至佛教大师都前往北京朝圣，演艺圈、地方党政机构和宫庙头人也纷纷踏上前往中国的淘金旅程。这些知名人士成为中国游说团体的常备军，为“中国机会”摇旗呐喊。 第三种模式是侵蚀边界。吴介民说，比如中共机舰近来时常跨越海峡中线，虽然海峡中线不具国际法效力，但它一直是台湾实质上的防卫线，但现在被侵蚀了；又如认同边界，中共利用影视明星去表达“我是中国人、我为祖国祝福”，并对支持台湾的影视歌星猎巫；另有一种是侵蚀法律边界，将台湾在海外涉嫌电信诈骗的嫌犯移送到中国审判，这就是侵蚀台湾的法律管辖权等。 以商业模式做统战 吴介民表示，中国影响力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北京在台湾的势力范围从经济、社会、到政治几乎无孔不入，选举成了北京透过经济杠杆发挥影响力的场域之一。 他强调，2000年是一个转捩点，中共改变1996年通过导弹试射的硬手段，在台湾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攀升下，改用两岸绵密经贸关系背后的人脉关系，建构“跨海峡政商网络”，再利用这个网络切入台湾内部，培植“在地协力者”。当年北京与台湾在地协力者共同创出的“九二共识”一词，成为之后台商和政治人物获得中共认可和给予特殊待遇的通关密语。 “但中共真正利用‘以商业模式做统战’所能找到最早直接介入台湾选举的个案是在2004年。”吴介民说。 他表示，2004 年总统选举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各地台商协会会长，表示“大陆不支持台独的立场”，试图影响台商不要支持“台独”候选人。 当时，还有多个台商协会在中国组织“选举对策事务所”，为蓝营候选人拉票；并有台商协会干部组织“两岸爱与和平返乡行动”，协助购买打折团体机票。 吴介民说，到了2012年总统选举时，中共利用几十个在两岸具有经济利益的知名大台商挺“九二共识”，根据他中国因素模型的量化调查研究，发现“九二共识”确实影响了一部分的台湾经济选民，让他们决定把票投给马英九。 吴介民说：“2012年那一次台湾的总统大选，中国利用台商大规模地在选前一个月鼓吹九二共识，对北京来说非常成功地影响力操作，那是最有名的个案。” 海外华侨社群作为接触点 吴介民表示，中国对其他国家施展影响力的手法也是如出一辙，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澳大利亚过去十多年在出口贸易上，包括农产品与矿产等，都非常单方面地依赖中国市场，高等教育也是，“这个依赖让北京获得了经济抵制的杠杆，并试图影响澳大利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