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弃民：一个六四囚徒跨越半个地球的流亡生涯 （一）

编者按：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虽已过去36年，但对当年参与其中并因此入狱的部分人士而言，这段历史仍如梦魇般挥之不去，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后半生。值此“六四事件”36周年之际，美国之音推出特约报道，讲述前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范士贵这位六四囚徒出狱后的艰辛生活以及跨越半个地球的走线历程。今天刊出第一部分。 2025年的3月，在鹿特丹市唐人街附近的一家汉堡店，62岁、来自中国湖北的范士贵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作为六四囚徒的流民经历：在中国几十年没有户口，2017年迫不得已前往柬埔寨谋生，2023年入境土耳其，历尽千辛万苦在欧洲十来个国家辗转，跨越半个地球，最终来到荷兰寻求庇护。他虽然“润”出了中国，但等待他的是荷兰移民法庭的诉讼和不确定的未来。 鹿特丹，62岁的中国“走线”人 目前生活在位于荷兰东南角的弗利辛恩(Vlissingen)难民营的范士贵告诉美国之音，他在离开中国之前曾在国内四处流浪般生活了30年，其中近20年是没有户口的流民状态。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参与了1989年那场学潮，然后被判刑5年。在那之前，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省工会教师。在那个时代，他可以算是拥有相对优越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出狱之后，他沦落草根，一年365天为糊口和活命而挣扎。 迫于生计，2017年他去了柬埔寨，在那里度过了六年卖馒头的生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用自己的双脚“走线”欧洲，从土耳其到塞尔维亚，再途径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国，来到荷兰。虽然经历了万里逃亡，但他现在的身份和居留依然未定，案子尚在移民法庭诉讼中。因为申根协定有关在申根区第一入境国申请避难的规定，他可能面临遣返他国。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仍滞留在波黑和塞尔维亚一带，没有生活来源，也无法一家人团聚。 从脸上的皱纹以及稀疏而纷乱的头发里似乎可以看到他几十年经历的风雨和艰辛，但他依然能够绽开满脸的笑容，好像没有多少烦恼。在社交平台X上较为活跃的范士贵说，自己信主，相信明天会有自己的一块面包，因而并无忧愁。 他说，他经常来这里的唐人街买面条、辣椒等中国食品，可见就算逃离了那片土地，饮食习惯还依然难改。从弗利辛恩难民营来唐人街大约100多公里，坐火车要两个多小时。他说自己只坐周末火车，因为他办的这种火车卡周末免费。 曾经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因“六四”入狱 范士贵出生于1963年，湖北荆门市沙洋县官垱镇小庙村人，父母都是农民。沙洋县曾是湖北省乃至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沙洋农场所在地，但童年的范士贵压根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关进劳改农场。 1984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是那年沙洋县唯一考进人大的学生，主修国际共运史。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日后会成为反共分子。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湖北省工会干部学校当教师。 1989年学潮期间，武汉的学生不断上街游行。范士贵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他于是和省工会的同事用床单写了个横幅，上街了。一看省工会也上街，一些工厂工人和市民便跟着他们上街，成千上万的人从紫阳路一直走过武汉长江大桥。五月中下旬，他在中南财经大学食堂墙壁上，以 “狼的嚎叫” 为题，每天书写对学潮进展的评论。在学运期间，他总共写了10多篇小字报。八九年十一月，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 他的判决书上说： 被告人范士贵在小字报中宣传煽动: “各校学生自治会速印制各种宣传品广泛散发，派遣有口才、有水平的同学赴生产第一线，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独裁、求民主的抵抗运动，全体人民一致行动，把邓某某、李某赶下独裁宝座。“ 判决书没有直接写出邓小平和李鹏的名字。当年的审判长赵端，目前已经是武昌区人大副主任，而范士贵还在继续承受着这次判决带来的终身苦难，仍在流浪天涯。 从在看守所糊火柴盒到湖北第一劳改支队加工塑料 在看守所期间，范士贵和号子里的犯人们每天糊火柴盒，一天2000个，完成任务的话，每周有一碗蒸肉吃。因为和一个死刑犯，也是“号霸”贵四佬相处得不错，范士贵没有挨打。范士贵回忆说，没有挨打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贵四佬指使人打死了一个学潮进来的武钢工人，因而对因学潮而进来的人心怀愧疚。 看守所里最难忘的记忆，是父亲的来访。他父亲没出过远门，从荆门乡下数百公里坐错了很多车，才赶到看守所看儿子。按规定，范士贵不能会见亲友，一位郭姓看守可怜他，说你听一下儿子的声音吧。他便大声喊范士贵的名字，范士贵在里面应了一声“到”，父亲就从门洞给他塞进来几件旧衣服。